自主意识不存在

我脑子里的神经网络经过演化，一看见富含糖脂的食物就会产生饥饿情绪。这样的食物在我们祖先生活的环境中数量稀少，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看到它们，我的神经元就一个劲儿地活跃起来，让我赶紧挑选。而与之竞争的，是来自其他神经网络的信号，它们演化出来的目的是让我关心自己未来的健康，尤其是让我考虑自己的外形能否傲视其他男性？能否吸引女性？我在大吃一顿后会不会变得呆滞而迟钝？需要额外做多少锻炼才能将其抵消？一番斗争之后，我选择了一杯轻啤、一份三文鱼和醋油酱拌沙拉，并且和同伴分享了一块不算太厚的巧克力蛋糕。

 

这些选择，都是我自由做出的吗？根据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在其新作《自由意志》（Free Will）中的说法，我并不自由。“自由意志是个错觉，”哈里斯在书中写道，“我们的意志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按照他的理论，上述选择所涉及的因果链中的每一环都完全是由我的自主选择之外的力和条件所决定的，从演化中产生的口味偏好到我后天学到的社会地位考虑都有关系。也就是说，这条因果链是由我的祖先和父母、文化和社会、同辈和朋友、导师和教师、以及历史偶然性共同铺设的，向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我的出生以及更早。

 

神经科学的研究支持这一说法。已故的生理学家本杰明·李贝特（Benjamin Libet）就曾通过脑电波观察到，当要求受试者随意按动按钮时，受试者的运动皮层会在他们做出决定之前半秒就先行活跃起来。进一步研究更是将皮层下的大脑活动和有意识的决定之间的时间间隔拉长到了7至10秒。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根据一小团256个神经元的活动，科学家可以在受试者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之前就预测出他的选择，准确率达到80％。很有可能，在我意识到自己想点什么菜之前，我的部分脑区就已经点好了菜。哈里斯总结道：“想法和意向是从背景因素中涌现出来的，而这些因素是我们意识不到、也无法有意识地加以控制的。我们其实并没有那种自以为拥有的自由。”

 

话是没错。可是，如果我们把自由意志定义为“不做某件事的权力”，那么我们在否决一个冲动时，就是在行使“自由抑制”（free won’t）。自由抑制是一种否决权，它抑制了引诱我们做某件事的大量神经冲动，并使得我们做另一件事的决定成为真正的选择。我的确可以吃下那块牛排，但是自我控制提醒了我，让我想起另一些和选择吃牛排相矛盾的冲动，最后，我否决了一些选择，而接纳了另外一些。

 

2007年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上的一项研究或许能支持我的这个假说。在那项研究中，神经科学家马赛尔·布拉斯（Marcel Brass）和帕特里克·哈葛德（Patrick Haggard）采用了一项和李贝特类似的实验，不同的是，受试者可以在最后关头按下按钮，否决他们最初的决定。两位研究者发现，额叶皮层中间背部左侧（the left dorsal frontomedian cortex）的脑区，会在受试者有意识地抑制某个行动时激活。“我们的结果显示，人脑中主管有意识行为的神经网络包含着一个控制结构，它负责对有意识行为的自发抑制或是阻挠”。这，就是自由抑制。

 

另外要说的是，一个系统是有“自由度”的；也就是说，随着系统的复杂性和产生干预的变量数目的增加，系统中的选项也会随之增加。蚂蚁只有很少的自由度，老鼠就多一点，黑猩猩更多，人类是最多的。有一些人，比如精神病患者、脑部受损者、严重抑郁症患者，或者化学药品成瘾者，他们的自由度比一般人少；对于他们，法律也做出了调整，降低了对他们在法律和道德责任上的要求。

 

在一个有着诸多自由度的复杂系统中对神经冲动做出否决，这是我们这个决定论的宇宙的一部分。将意志看作是因果网络的组成部分，就能让我们把个体责任放到它在公民社会中所应有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