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鲁是东汉末年割据汉中的一位二线军阀。他“以鬼道教民”,统治汉中近三十年,所倚仗的核心手段,是一种叫做“五斗米道”的巫术。这种巫术,与同时代的黄巾军领袖张角宣扬的“太平道”同出一脉,其基本套路是:“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三国志》裴注所引《典略》)
大意是:病人来了,先让他叩头反思做过什么坏事,再给他喝一碗符水。过些时日,如果病好了,就宣传说是信道的功效;病没好,就责备此人的心还不够虔诚。在这个基本套路上,张鲁的“五斗米道”又增了许多细节,比如让病人拿出五斗米来;设置一间“静室”,让病人待在里面自我反思,与外界隔绝;然后将病人的姓名与过错写成三份文书,一份扔到山上,一份埋到土中,一份沉到水里。
以上种种,乃是巫、医不分时代的一种典型骗术。这种骗术能够奏效,主要依赖两个要件:(1)受众获取的信息严重不完整;(2)建构一种错误逻辑。具体来说就是:
张鲁与张角们不会告诉他们的信众,究竟有多少人喝了他们的符水,活下来与死去的比例是多少;又有多少人没有喝他们的符水,活下来与死去的比例又是多少——如果样本足够大,这两个比例应该是大致相同的(考虑到安慰剂效应,只能说“大致相同”);也不会告诉他们的信众,有些病可以自愈,有些病则不能。信众们获取到的信息,实际上是一个“幸存者偏差”陷阱,他们看到了许多病愈者(这也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却忽略了数量同样庞大的病故者。于是,喝符水与病愈,一种单纯的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就可以被张鲁与张角们渲染为因果关系,再打上一个补丁——病好了是五斗米道/太平道的神力、病没好是自我反省不够,就形成了一个荒唐的、却又“严丝合缝”的逻辑闭环。
此类骗术看似粗糙,但身在局中之人,若无获取信息的渠道、甄别信息的能力与解读信息的工具,要看穿骗局并不容易。比如,即便是胡适这样的人物,也曾在1921年不慎陷入到了与“五斗米道信众”相似的思维陷阱当中。该年3月30日,胡适在《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一文中如此写道:“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陆仲安是一位从事传统医学的名医,《秋室研经图》是一幅描绘陆阅读经书情形的画作。胡适愿意给画作题文,是因为他觉得,陆用“黄芪十两,党参六两”治好了自己的病,而这种病那些“学西医”的朋友们“总不能完全治好”,所以自己对陆心存“佩服与感谢”。
30岁的胡适,此时已是名满天下的知识界风云人物,他的这篇文章,很自然地成了陆仲安的金字招牌。很快,“胡适患肾脏炎被陆仲安治好”、“胡适患心脏病被陆仲安治好”之类的说法,就在传统医学圈子中流传开来了。
有幸的是,关于“去年秋间得病”,胡适留下了颇为详细的日记资料。据1920年8、9月间的日记,胡适所患之病是脚肿痛,有时候会疼到无法行走,比如“脚上风气很厉害,站了三点多钟,竟不能走路了”。协和的医生、胡的朋友谢恩增怀疑是“积劳致心脏有病”(也就是《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中“或说是心脏病”的由来),建议他不要出门,在家中静卧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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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胡适
安徽医科大学教授、资深流行病学专家祖述宪,依据胡适1920-1928年日记中对脚肿痛症状的诸多描述,诊断胡适所患乃是一种“由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皮肤淋巴管炎症”,这种病常由脚癣感染引起,在磺胺类药物与抗生素发明之前,只能依靠休息自愈。按胡适的自述,他早在1906年就患上了这种病,此后时好时坏——也正因为这个病已伴随多年,知道于性命无碍,尽管有时肿痛得厉害,他还是在日记里将之称为“小病”。
据胡适日记,他的脚肿痛在1920年秋频繁发作,期间经谢恩增、陆仲安等人治疗,1921年10月份又发作;1922年11月份再次发作;1923年4、5月份一度严重到“有两日竟不能走路”的程度;1924年9月份、1928年3月份,也均有发作。也就是说,胡适在1921年3月份声称陆仲安治好了自己的脚肿痛,只是一种幻觉——因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胡适不知道自己的脚肿痛消失是休息自愈的结果,遂与那些“五斗米道信徒”一样,将“找陆仲安看病—脚肿痛消失”这个先后关系,错解成了因果关系。
当然,随着脚肿痛的不断复发,以及对自身病情认知的加深——1928年,医生黄钟开始使用奥姆纳丁(Omnadin)为胡适治疗感染,在没有磺胺药物与青霉素的前提下,这种治疗已可算是对症下药——胡适很快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此后再不说“陆仲安治好了我的病”,只承认“陆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过他的药”,且多次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对坊间广为流传的“陆仲安治好了胡适的心脏病/肾脏炎/糖尿病”等说法,做了明确辟谣。
胡适讲究科学实证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他的名言。这样的人物在成为患者时,也不免被虚幻的因果关系所蒙蔽,余者可想而知。这也正是现代医学检验药物效果时,不能轻信患者“我吃了他开的药后病就好了”这种证词,而必须做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的缘故。
值得一提的是,在胡适掉入陷阱之前三十年,1892年,加拿大医生、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创始教授之一威廉·奥斯勒(Sir William Osler 1849-1919),出版了著名的现代医学教科书《医学原理与实践》(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图:威廉·奥斯勒
在书中,奥斯勒罕见地承认,流行于世的大多数传统/非传统药方,虽然均声称有效,实际上是可疑的。比如:1.有许多据说是治疗猩红热的特效药剂,但全都没用。
2.肺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不管用什么药,它都是按自己的规律走。我们目前所记载的任何治疗方法都不能缩短它的病程,更不可能治愈它。3.我们还没有可靠药物治疗紫癜。
4.脑膜炎病人剧烈头疼,给他做孢疗徒然增加痛苦。
5.对于帕金森病,没有满意疗法可以推荐。砷剂、鸦片、颠茄可以试试,但应该如实告诉病人家属,此病无药可治,除了尽量解除不适,没什么可做的。
……
不迷信传统,不害怕同行们的侧目与指责,敢于承认许多药方无效;不依赖“我吃了他开的药后病就好了”这种不可靠的病患证词,来追求成为“神医”,敢于依赖科学实证,承认许多疾病还没有治疗办法。威廉.奥斯勒能够获得“现代医学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Medicine)的美誉,绝对不是一种偶然。
参考资料
①陈寿:《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②祖述宪,《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的新证据》。收录于《思想的果实:医疗文化反思录》,青岛出版社,2009年。
③朱石生,《春风化雨:奥斯勒与现代临床医学》,读库策划,新星出版社2020年出版,第110-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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